肖宏伟（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政策仿真实验室主任、研究员）
近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在部署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时明确提出，全面实施“人工智能+”行动，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完善人工智能治理。
审视近年来的政策演进脉络，一条清晰的递进轨迹跃然纸上：从“开展”到“全面实施”，从“打造”到“发展”，再到“治理”与“发展”并列。这绝非简单的遣词造句之变，而是折射出我国人工智能发展从“点上探索”走向“系统铺开”、从“行政推动”走向“尊重规律”、从“侧重突破”走向“发展与安全并重”的深刻跃迁。读懂这“三重变化”，便能理解我国大力发展人工智能、助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部署深意。
从“开展”到“全面实施”，意味着人工智能已从“未来选项”跃升为“当下必选”。回顾以往，2024年政府工作报告首提“开展”，带有鲜明的试点探索色彩；此后经历“持续推进”“深化拓展”，指向由表及里地渗透。此次中央政治局会议定调“全面实施”，标志着“人工智能+”正式进入系统推开、全域覆盖的实质性阶段。
“全面”二字，要求覆盖范围从一二线城市、龙头企业向中小城市、中小微企业延伸，从优势行业向国民经济全领域拓展；“实施”二字，则强调从政策号召走向具体操作，从“软倡导”转为“实抓手”。这不再是局部试点的浅层尝试，而是要求各地各部门拿出可考核、可落地的操作方案，以更大力度抓好经济工作在最前沿科技领域的具体落实。
从“打造”到“发展”，背后是治理理念对经济规律的深刻顺应与升华。智能经济新形态本质上是技术演进、市场选择与制度环境共同作用的产物，其核心特征在于自组织与自演化，平台经济的网络效应、数据要素的规模递增、算法驱动的供需匹配，都无法靠行政指令“单向驱动”，而需在包容环境中“自然生长”。这一转变，传递出“放水养鱼”而非“人工造浪”的治理智慧。政府不再充当包打天下的“设计师”，而是当好“园丁”，提供算力基建的“阳光”、数据规则的“水分”、公平竞争的“土壤”，让千千万万的市场主体在浪潮中自主探索、优胜劣汰。
从“部门规范”到“顶层并列”，人工智能治理正式跻身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核心框架。早期政策往往聚焦“如何用起来”，随着大模型快速迭代，数据合规、算法伦理等新课题日益凸显。此次会议将“完善人工智能治理”与“全面实施”“发展形态”并列部署，标志着治理不再是产业发展的“外围环节”或“后续跟进”，而是高质量发展的“必选项”与“事前建构”。“完善”二字，意味着我国在出台相关管理办法、建立备案制度后，治理体系的“四梁八柱”已初步搭建，当下的要义在于动态优化。既要补齐短板、防范隐患，又要避免“管理过当”影响创新活力，在发展与安全、创新与规范之间寻找最优解，实现从“被动应对”向“主动建构”的跨越。
这三句话并非孤立的政策罗列，而是环环相扣、层层递进的完整逻辑闭环。“全面实施‘人工智能+’行动”是破局的路径，“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是牵引的目标，“完善人工智能治理”则是行稳致远的保障。将三者贯通来看，我国人工智能发展已从过去围绕技术突破的“线性部署”，升级为涵盖技术研发、产业应用、算力基建、数据治理、安全监管的“立体网络”，生动体现了国家治理体系从“渐进探索”向“系统集成、协同高效”的深刻转变。
站在“十五五”开局之年的关键节点，透视这“三重变化”，更能体会政策布局的深意。当前，外部环境深刻演变，国内经济持续回升向好仍需加力。在这样的背景下，以“全面实施‘人工智能+’”为牵引，既是以新质生产力支撑稳增长的现实需要，也是以科技自立自强应对外部不确定性的长远之策。正如会议所强调的，要“以高质量发展的确定性应对各种不确定性”。人工智能作为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关键技术，正是塑造这种“确定性”的最强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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