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书展，什么最可爱？
答案一定是读者。
8月14日，今年上海书展第二天，记者在上海展览中心遇到了两位普通又特别的读者——12岁的上海少年汪宏嘉和72岁的北京奶奶刘女士，相差60岁的两位读者的故事，让记者感动。
12岁的上海少年汪宏嘉，过完暑假就要升入行知二中初一。在世纪出版馆精品展展区，他用自己的布包垫着厚厚的《敦煌学大辞典（第二版）》，一条一条地抄录着其中词条，笔迹工工整整。
12岁的汪宏嘉专心抄录《敦煌学大辞典（第二版）》。施晨露摄
精品展对面，世纪出版馆的活动区，一场场阅读活动轮番举办，任凭周遭环境喧嚣，小汪沉浸于敦煌学的世界，头不抬，手不停。
“我对敦煌学非常感兴趣，平常看到的书相对浅显，这里有更深的敦煌学研究文献。”汪宏嘉告诉记者，今年1月出版的《敦煌学大辞典（第二版）》，他早有关注，他拿出手机，有这套书在网上的售价截图，“跟妈妈申请过，一方面是有些贵，另一方面网上看不到内容，不知道自己能不能看懂。”
逛书展的第一天民信配资，看到这套书可以在世纪出版馆精品展的“敦煌典籍”区阅读，小汪当即决定要把感兴趣的词条抄下来。“昨天抄的是自己想了解的词条，今天补上老师跟我说过但我还没来得及学的内容，明天我还要来。”
小汪的抄录笔记。施晨露摄
敦煌学，被称为冷门绝学。百年来，中国的敦煌学研究从“国运衰则文运衰”步入“国运兴则文运兴”。1925年，“敦煌学”一词首次出现在日本学者石滨纯太郎的演讲中，日本一度跃为敦煌学研究执牛耳者；1983年，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成立，会长季羡林提出“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世界”，于1998年主编出版的《敦煌学大辞典》成为上世纪海内外第一部、也是唯一一部敦煌学研究集大成的专科辞典；20年后的2018年，敦煌学者在新成果不断涌现的新局下再度集结，修订出更为完备、意在传之世代和传之世界的《敦煌学大辞典》（第二版），今年1月由上海辞书出版社推出，被学界誉为新时代敦煌学研究的里程碑。
汪宏嘉与敦煌结缘，开始于小学三年级读到的一本书，浙江大学教授刘进宝撰写的《敦煌学通论》。“一个通宵读完了，对当时的我来说还有点难，但我特别感兴趣。”从此，小汪推开了敦煌的“门”，上海的书店成为他学习的最好场所，“曾经开在外滩的读者书店，复旦周边的悦悦书店、学悦风咏书社，我都听过很多讲座。”
连续三个寒假，汪宏嘉亲身前往敦煌，零下好几度在洞窟里抄经描画几个小时“心里热腾腾的”，“夏天看人，冬天看窟，收获特别大”，最近一次从敦煌回来，他还和小伙伴一起做了英文版的研究报告，自己学习、听讲座的笔记已经记到第五本。
小汪的学习笔记。施晨露摄
上海是敦煌文献出版高地，就在本届上海书展前，“敦煌文献系统性保护整理出版工程”重要阶段性成果《辽宁省博物馆藏敦煌文献》由上海古籍出版社推出；《敦煌学大辞典（第二版）》出版方上海辞书出版社已启动《吐鲁番学大辞典》编纂。
在上海辞书出版社的帮助下，小汪与参加完上海书展活动、刚刚前往机场的《敦煌学大辞典（第二版）》副主编、《吐鲁番学大辞典》主编、北京大学教授荣新江通了电话。“我想请教一个小小的问题……”和仰慕的敦煌学大家交流，小汪不好意思地说：“还是有点紧张，我看过荣老师写的《满世界找敦煌》。”《敦煌学大辞典（第二版）》编辑赵航则感慨，“小小年纪，问的问题很专业。敦煌学事业，后继有人。”
少年是未来的希望，老读者对阅读的执着，一样动人。14日下午举办的“现实的应和，文学的立场”《朝花副刊文艺评论集萃》分享会现场，记者发现，坐在第一排一位上了年纪的读者用行李箱当桌面，认真记着笔记。
用行李箱当“桌面”的老读者从北京专程来参加上海书展。施晨露摄
“我姓刘，从北京来，昨天坐了18个半小时的火车，清晨到上海去旅馆放下行李，就去上图东馆听讲座了。”刘奶奶专为上海书展而来，她翻开笔记本给记者看，纸页上密密麻麻写着计划，第一天先去上图东馆，再到上海展览中心，14日有6场上海书展的阅读活动要参加，15日中午就要离开上海，一早还要来上海书展听一场讲座。刘奶奶的笔记里尽是上海书展之行必看展区、拟购图书、住在哪里等“思维导图”清清楚楚……
刘女士为上海书展做了充足功课。施晨露摄
刘奶奶说她是“生在上海的北京人”，出生早产，住过上海医院的“暖箱”，对上海有着特殊感情，专门来上海书展已有10多年了，退休之后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特别感兴趣，苏东坡、白居易以及文物故事等都是她感兴趣的，记者在她的笔记里同时也看到了关于人工智能、算法等的听课笔记……“买了很多书民信配资，都在行李箱里。”记者试着提了刘奶奶的行李箱。沉甸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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